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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情内幕 中情局策划分裂中国内幕

十九世纪末,我国积弱,濒临列强瓜分。东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国征讨案策》,拟将我国华北、华东及台湾并入日本版图,余则支解成数国。例如东北立满洲国、长江以南建明裔王国、西藏青海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另选各部之长,均分其力,以确保日本独立〔注1〕。及至1940年,日本在华已成功建立东北的「满洲国」、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与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实现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国的狼子野心。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满洲国」等傀儡政权,灰飞烟灭。但接着的却是美国乘我发生内战时,煽动策划并支援各地的分离运动,以裂解中国。

日本欲裂解中国,因其烧杀掳掠,手段残酷,国人知所警惕。但美国裂解中国,因为是打着民主、人权、民族自决等意识型态的旗帜,故国人反应迟钝。斯时(1946-51),美国在我国东南欲分离台湾、西北则颠覆内蒙、鼓动疆独、西南则策划藏独,以裂解中国的惊心动魄史实,就不易为国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记莫忘。因为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是中华民族菁英与美日等列强菁英间的较量、对抗与对决。

分离台湾

1945年10月24日,陈仪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从机场到台北,台人万民争先相迎,欢声响彻云霄。在这样热烈庆祝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氛围下,1946年1-4月,美国陆军情报部却居心叵测地在台湾从事有关台人国家认同的「台湾民意测验」调查。全案由美国驻中国台北领事馆特务副领事柯乔治(George H. Kerr自称葛超智)计划,情报部组长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译员,访问约300名各阶层各政治派系的台湾人,其结论竟是「台湾人不愿受中国管,而希望美国来管」。接着的同年夏,《纽约时报》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就与之相呼应,报导称「假如台湾实行公民投票,台湾人首先选择美国,其次选择日本,决没有人选择中国」〔注2〕。

此外,在特务柯乔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约有150名台湾人(代表超过800人)署名「台湾人请愿书」,向美国请愿 「……要求联合国托管一直至台湾独立」。一个月后的2 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柯乔治更是利用机会,兴风作浪,惟恐台湾不乱〔注3〕。据国府情报,柯乔治与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请美供给枪枝与经费,美方允供经费〔注4〕。

1947年7月,美国派巡回大使魏德迈访台,曾与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张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接着10月始,美国媒体乃大肆炒作「台湾分离运动」。10月14日美联社上海电「本社记者今日获悉:台湾分离运动的领袖们不久将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会,并将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属中国抑或完全脱离中国,……」。31日合众社上海电称「台湾现正展开着秘密活动,企图向将来举行之日本和会请愿,举行台湾全民投票,倘不获接纳,将引起台湾流血叛变,……」。11月3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此间台湾人今日对本社记者称:彼等将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谒司徒大使,请求予以援助,俾台湾能获得自主之权」。

与此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台湾分离运动同时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华商报》台北通讯称,台湾某参政员曾与美国驻台新闻处处长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两个钟头。据当时在场的翻译员透露,卡度当时称台湾的归属尚未正式确定,台湾人如愿意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台湾人如愿意接受美国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条件及托管期限等语。该参政员未表示任何意见,仅称俟试探其他士绅意见后再论。事后,该参政员曾与一些士绅在北投、草山(今阳明山)等处,频频与美方人士会面,惟会见内容无从获悉;面对美方「托管运动」的分离攻势,斯时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台胞,均发出抨击「托管运动」的声明,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还特为此广播。国府台湾情治机关也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向国府呈报称,此一分离运动的牵线人是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注5〕。

1947年9月底,黄纪男与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会中文说得很流利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请求支援台独。身为我国邦交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励道「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黄纪男旋游南京旧城等名胜古迹,但见南京一片衰颓景象,秦淮河畔夜时一片漆黑和破败,明孝陵前则小乞丐成堆,衣衫褴褛,故印象深刻。返台后,因感风声鹤唳,乃决心离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点左右,作为邦交国驻我台北新闻处处长的卡度,不但协助黄纪男偷渡,还亲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国台湾救济分署渔船,介绍黄纪男予该船的挪威籍船长,偷渡香港〔注6〕。

颠覆西北

1943年,英、美两国同时获准在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两国驻国府重庆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也获准可进出我国西部边疆省份,从而开启了英美特务与外交人员颠覆我国边疆的大门〔注7〕。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为首的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强烈建议国务院要及早因应中国内部即将分裂的情势,并提出有效对策,让中国各地可能陆续出现的「区域性政权」有能力对抗中共势力,以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及军方情报单位,并付诸具体行动。例如1948年3、4月间,美国驻我新疆迪化领事包懋勋(John Hall Paxon),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偕随译及同仁,遍访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间除会晤汉族军政首长与少数民族政教领袖外,居然还播放有维吾尔文翻译的影片及展览海报,向我国边疆民族宣扬美国的强大、民主与友善,复于6月续访东疆与甘肃河西走廊,并将此行成果密报华府。同年上半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简称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约三百盎司的金条,给此时返美述职的驻我国新疆迪化副领事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晓一些俄语、蒙古语及哈萨克语),用以收买中亚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白俄罗斯族与维吾尔族;当时中情局驻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员贝赛克(Frank B. Bessac又称白智仁),则负责直接与内蒙古德王秘密接触。美国驻华大使馆则藉1948年5、6月国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秘密接触来自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人物。前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其回忆录中就提及,斯时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华府愿对宁夏当局提供包括军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协助。

1949年2、3月,美国军方暗中出资,由总部设于兰州的「国际物资供应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购买二千多只卡宾枪,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军火,并以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运大队」(Civil Air Transport)所属机队为掩护,从上海紧急将该批武器运往马步芳的西北部队。4月初,陈纳德亲自飞往青海省会西宁,与马步芳等会晤,旋赶返华府,向美国国务院高层报告中国西北最新政情,并强调应迅予马步芳等军援,以确保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中国西部省份之独立性。国务院旋于4月22日为当时中国西北政情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紧接着,一项专用于支援「大中国地区」(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内「非共」(non-Communist)非汉族(non-Chinese)如哈萨克、内蒙古、回族与藏族的「军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国会审查并迅速获得通过。此时,美国中情局驻广州特派员梅兹(Raymond Meitz)与德王秘密接触,告以MAP法案即将通过,德王所主导的西蒙自治政权可获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广州飞回宁夏定远营后,在该地又获贝赛克的类似保证,故信心满满,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运作。

1949年夏,我国西北有德王在宁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区哈萨克族乌斯满所率该族的游击队,及回族马步芳在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三股分离势力,急盼美国秘密援助的到来。据可靠情报,美方甚至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等撤到新疆,与当地势力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8月中旬,美国军方与国务院高层紧急决定,把挂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计画名目下的军事与民生物资,由陈纳德负责全数交付当时声势最大的马步芳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只是美国物资装备的到来,并未扭转马步芳等的劣势,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歼灭马步芳部队,五天后占领西宁〔注8〕,美援物资全为彭德怀部队接收,马步芳乘美国空军运输机仓皇逃离青海,飞往台湾。此时,德王所领导的定远营政权,因美国承诺援助的物资未兑现,而人心溃散,旋于数周后的9月20日宣告解体。接着的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义,效忠共党政权。

鼓动疆独

此时,美国中情局干员贝赛克、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及数名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在北疆所收买雇用的随扈,携带无线电报机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黄金,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间,先后在北塔山区的巴里坤湖、新疆塔克拉马干沙漠的绿洲地区、青海柴达木盆地格孜库勒(Gez Kol)湖畔的铁木里克(Timurlik)等地活动,并与乌斯满、贾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别克(Qali Beg)、胡赛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萨克族部族首领秘密接触,煽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分离的武装叛乱。斯时,马克南主导策划由贾尼木汗负责昌吉、呼图壁地区,乌斯满负责吉木萨与奇台一带,哈力别克负责迪化南山地区等的叛乱。1950年3月,乌斯满?code>P贾尼木汗在巴里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领导一万五千名哈萨克族人,进行长达一年的武装叛乱。同年4月,牙巴孜汗则率领约三千名哈萨克族武装势力,结合哈力别克的势力,从东疆哈密地区经南疆、青海进入西藏境内,一路上与解放军进行半年的游击战。

最后,乌斯满?code>P贾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军俘获处决。哈力别克与胡赛因台吉则于1951年夏由南疆经喀什米尔出走,逃往土耳其,成为海外疆独最活跃的成员之一。牙巴孜汗则经西藏逃亡台湾,并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至于马克南与贝赛克等,则跨越昆仑山,向拉萨撤退。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关卡遭藏兵误杀。贝赛克旋被护送至拉萨,并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议,拉萨当局应积极与新疆、青海境内的哈萨克族各部,进行军事情报交流,以掌握解放军动态。对此,拉萨官员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愿。

策划藏独

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当局提供一批可供发报用的发电机。西藏当局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协助下,利用这些设备成立「西藏广播电台」,散播藏独舆论〔注9〕。同年春,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议美方,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获胜,美国就应准备将西藏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注10〕。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与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哈里尔(Heinrich Harrier)会晤,讨论达赖喇嘛出走事(哈里尔是奥地利人,在藏七年,曾利用现代技术为美国绘制了拉萨及喜玛拉雅地区的地图,并经由中情局特务贝赛克携出西藏,交给美国驻印度使馆)〔注11〕。

1950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亚东。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与中央签署「十七点协议」。是时,美国驻印度新德里与加尔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说服当时人在亚东的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海外。当时美国向达赖喇嘛开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联合国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设法提供军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边界与达赖喇嘛的亲信联系,承认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一「尊贵的宗教领袖与西藏自主国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与锡兰(今斯里兰卡)拒绝提供政治庇护时,收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离我国的条件。但因种种因素,当时达赖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萨。这并未意味着美国的全然失败,因为在达赖喇嘛决定返回拉萨前夕,在美国的暗中支援与协助下,达赖喇嘛兄长土登诺布经印度前往美国,另一位兄长嘉乐顿珠,斯时(1951)就与中情局签订协议,最初为该局收集情报,后来则策划游击战。日后,嘉乐顿珠与土登诺布二人并经常往来于美国、印度与台湾之间〔注12〕。及后,美国支援西藏武装叛乱,1957-61四年间美国中情局不但对西藏空投武器、弹药、粮秣、药品等物资就超过250吨,甚至将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国本土科罗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陆军的海尔营(Camp Hale)受训,再空投西藏〔注13〕。

津贴达赖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最终逃往西方。据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1964年1月9日特别小组(Special Group)备忘录的记载,该会计年度还列有给达赖喇嘛津贴的18万美元预算〔注14〕。美国涉入西藏事务之深,由此可见。时至今日,美国更是技巧地将达赖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权宗教的斗士,历任美国总统不乏予以接见,西方颁予诺贝尔和平奖,安排重要场合演讲,以强化其从事分离运动的合法性。日前,美国总统布希不但再会见达赖喇嘛,第二天还亲自出席并颁发国会金质奖章,远在天边的拉萨随即发生僧侣庆祝达赖获奖并与军警冲突的事件〔注15〕。美国利用达赖喇嘛颠覆中国,可说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其与米高杨的谈话中,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换言之,就是彻底摧毁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控制及其影响〔注16〕,亦即摧毁遏阻帝国主义的对华颠覆。事实检验真理,从事后许多时人回忆与解密档案,我们才惊知当时美国,是对中国从东南的台湾、到西北的内蒙与新疆、及西藏,居然是进行全面的裂解。美国的这些渗透与颠覆当时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运作,相关情形最终汇总于华府的国务院与中情局等部门,但对被颠覆的中国人,当时不是无法尽悉,就是只能了解局部。

如果1950年后中国仍与美国为友,以当时中国国势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势必受制于美国一手持民主、人权、民族自决的分离意识型态,收买菁英且分化我国边疆少数民族,一手提供经费、武器弹药、且包庇分离份子等的颠覆手段。例如后来美国暗助达赖喇嘛的出逃西方,就为中国大陆留下了一个迄今尚未解决的难题。故毛泽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彻底摧毁了美国的对华颠覆,捍卫自满清覆亡后得来不易的中华民族大一统,并以时间凝聚中国人民的内部力量。因此,客观而言,毛泽东此一决策,实是关系民族复兴启始的高瞻远瞩决策。

南北分裂的梦魇

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经由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与中国大陆分离。客观而言,国共内战,导致中国大陆与台湾迄今未能统一,是近代中国的悲剧。然而,在那个关键的年代,苏联领导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泽东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但被毛泽东拒绝。1948年底,当中共形势大好,准备拿下北京挥师南下时,史大林派米高扬到中国,以口信方式传达史大林意见,要求毛泽东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得以生存。毛泽东不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下令解放军渡过长江,并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盖世气魄,数月间即一统万里江山,美苏想分裂中国都来不及。如果历史可以重演,假设当时毛泽东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设内战时日稍久,美国外交、情报、国防等各单位完成意见整合,头脑清醒过来,加大力度积极分裂中国。例如倾全力军援国府甚至派军介入,抗阻中共攻势,使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分治。那时,苏联支援北方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美国支援南方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如此一来,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将被分割成两个人口与辖区相当的政权,相互敌视,相互颠覆,则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将远甚于今日台岛湾与中国大陆的分离。此外,由于以长江为界的北中国与南中国,二者综合实力相当,任何一方都很难经由武力统一,外加美、苏两强蓄意分裂中国,则中国人想在二十一世纪完成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开启民族复兴崛起之路

美国欲乘内战结束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出现之前,策动并支援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分离,在我国大西北地区建立亲美的「区域性政权」,尤其是利用达赖喇嘛使西藏脱离中土,支解我国的意图,居然与日本的思维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千钧雷霆之势完成一统。尤其是1949年10月始,解放军兵分数路进疆,齐头并进,顶风冒雪,餐风宿露,翻过高山峡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现大无畏的英雄气魄。例如有自阿克苏徒步横越渺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漠,急速行军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乱。有自乌苏徒步行军420公里,爬冰卧雪,历尽艰辛,进驻承化(今阿勒泰),大军先后旗插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设立边防哨卡,戍边卫国〔注17〕。美国颠覆支解中国大西北的意图,因措手不及而以失败告终。但也未完全失败,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则分裂东南,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韩战关台湾何事?但二天后的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下令其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实质分裂台湾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陆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御敌于国门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国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离析后的实质统一,从而开启中国复兴崛起之路。◆

国防科技跨越半个世纪

中国崛起之路之二

戚 嘉 林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国际关系学博士)

原载:《海峡评论》

中华帝国、奥地利帝国(Austrian Empire)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曾于19世纪并立于世,惟后二者已遭列强支解,萎缩成今日中欧的奥地利与中亚的土耳其,只有中国仍屹立东方,并于21世纪初崛起。

中国于1949年完成统一,并于今日成为「后进入」近代的崛起大国。回首当时统一之际,除社会经济极度落后,还须面对列强的围堵与遏制,外加走过弯路,受到重创。在这样困顿的情势下,仍能复兴崛起,甚至开汉、唐未有的盛世,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民族复兴的典范,绝非侥幸,那是中国人一步一脚印艰苦拚搏奋斗的成就。那段民族拚搏的峥嵘岁月,是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壮丽史诗。

振兴中国的使命

列强之所以能横行天下,是因为他们「先进入」近代,亦即先行完成内部政争与政治体制的整合,及有能力以近代科技生产先进军事装备〔注1〕。前者使西方列强可藉自由、民主、自决、人权等亮丽口号,在意识型态上颠覆后进国家,后者使列强恃凭先进武器干预、讹诈、裂解或侵略后进国家。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政体整合过程,尸横遍野,白色恐怖下千万人头落地,斯时革命家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在被送上断头台前,留下对无序自由的痛心名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至于美国,其在1861-1865年间的内战中,南北双方战死将士共61.7万人〔注2〕,占当时全美总人口3,100万〔注3〕的2%(这还不包括伤者)。斯时,美国南方人民是没有自决与分离公投的自由,即使今天也没有。

1949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完成统一大业。相较美国,国共内战完成不完全统一(因台港澳除外),较美国南北内战完成统一,整整晚了84年。中国完成统一后,紧接着的首要使命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国防体系,使中国免于外敌侵略。然而,在此之前,中国饱受列强侵凌,惨遭蹂躏。与此同时,则面临美、苏列强对我广大领土的虎视眈眈,东南台湾国府又不时反攻突击。最严峻者,是国防科技与西方差距不但宛如隔代,有些可说几近原始。因此,这一次的全国统一,其处境艰险远非元明、明清的改朝换代所可比拟,因为它还肩负着振兴中国的使命。

落后宛如隔代

抗战胜利,那是惨胜,历经百年战乱,中国已是一穷二白,海军主力已在1895年的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仅存的小型舰艇,也在八年抗战中遭日军摧毁殆尽。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国府派1,500名海军官兵自福建马江渡海抵台湾基隆接收,是分乘二十艘雇用的大帆船,好似时光倒流。战后国府从同盟国那儿分到34艘日本本土残存的舰艇,及国府以丧失主权为代价获自英、美所赠1920、30年代所造十几艘千余吨老舰,这也是解放军海军1949年所接收的主力兵舰〔注4〕。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完全无力自制汽车、坦克、战机、军舰与潜艇。斯时,解放军甚至无力修复日军所留坦克内已遭毁坏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注5〕。1950年初解放军成立雷达部队,却不会使用所缴获的日本雷达〔注6〕;但战败的日本,在1941年12月发动偷袭珍珠港前夕,却拥有飞机2,400架、甲级巡洋舰18艘、乙级巡洋舰20艘、驱逐舰112艘、航空母舰10艘、潜水艇65艘、战舰10艘〔注7〕,其中「大和号」战舰排水量是高达65,000吨。

中日相较,十年前日本拥有的强大陆海空军,除体现其先进的国防科技与雄厚的重工业实力外,亦体现其官兵素质,是有驾驶潜水艇、巨型战舰与航空母舰的能力;但战功显赫的「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却大部份是文盲。中日两军官兵文化水平反差之大,由此可见。自1950年起的三年间,全军曾掀起向文化大进军的高潮,才将部队战士的文化,普遍提升至高小以上程度,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注8〕。

成立「中国科学院」

面对如此严峻落后的情势,建立自主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是攸关中华民族存亡的大事,刻不容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后就迫不及待地于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0年,周恩来曾写过几百封信,呼吁海外学子回国。是年,共有二百多名海外杰出的科学家返国,例如邓稼先、金星南、萧健等。1951-57年间又有钱学森、陈宽能、郭永怀等一批科学家返回内地。一时间,中国科学领域群星璀璨〔注9〕。最令人动容的是,这些科学家在欧美多已获理工的博士学位,在专业领域各有傲人成就。但这次国家的再统一,是中国自大清覆亡后的实质一统,虽然百年战争,国家处于极度落后的穷困状态,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召唤着这群身怀绝技的科学家,放弃海外优渥待遇,甚至突破美国特务重重阻拦,携家带眷,回归祖国,为建设明日中国献身。

「抗美援朝」干纲决断

就在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的1949年春夏,面对世界已分裂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大方略;前二者即不继承满清与国府两旧政权与列强建立的不平等关系,清除西方在华势力后,再与西方建立关系;后者即二选一地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年夏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1953年7月27日停战),毛泽东干纲决断,在中国百废待举之际,于同年10月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注10〕,使苏联有和平环境从事二战后的复原建设。韩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11.5万人阵亡、22.1万人负伤〔注11〕,战费支出高达100亿美元,多是向苏联购买武器,所购武器许多还是过时武器。但「抗美援朝」对中国的正面历史意义,除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使美国日后无法直接侵扰东北,提供和平建设东北的环境,且因战争结盟的友好政治氛围,虎口拔牙,使苏联于1952年归还东北的长春铁路,1955年归还旅顺、大连港和解散其在新疆、大连等一批剥削我方的中苏「合资公司」〔注12〕。此外,无论毛泽东是否已经预见或未能预见,笔者认为「抗美援朝」最重要且影响最深远者,是为中国换得建立从无到有之初步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体系的盖世机遇。

就俄人的立场而言,斯大林对中国的兴盛衰败常处于矛盾状态,斯大林不愿毛泽东挥师渡江一统中国,但中国的胜利又曾使他振奋。中国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而与美、英、日、法等西方阵营抗衡,虽然使斯大林感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但「一边倒」仍不足以使斯大林放心,因为他怕中国会成为南斯拉夫,毛泽东会成为另一个狄托。及至毛泽东派军入朝,血战美军,斯大林才相信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不是狄托。当然,从民族利益上看,斯大林虽然很难承受中国强大到接近苏联的程度,但刚成立的新中国又太弱,其工业落后的程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仅凭其丰富的人力难以抗衡美日构成的东方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协助中国改善其工业落后状态和改进其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的利益,这在朝鲜战争中尤其必要〔注13〕。

当时在华与中国人并肩对抗美国的苏联专家,将中国军事学校仍处于培训低阶人才的信息,反馈给苏联的将军们,经研议后,将军们向斯大林提出除非中国能再提升现有的军事装备水平,否则中国很难担当社会主义阵营东方砥柱的意见。因为,与美军相比,解放军装备之差,近乎原始。因此,在朝鲜战争激战中的1952年春,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办一所培养军事工程人才的军事技术学校,并表示可派出专家协助办校〔注16〕。

毛泽东与周恩来,精准地抓住此一历史机遇。韩战可说是二战后的局部现代化战争,韩战不但使中国人有机会直接从战场上获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和重武器〔注17〕,也使中国领导人深刻了解其与苏联、美国武器装备相较的隔代差距。故周恩来立即于同(1952)年6月3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要求派遣专家协助建立高级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与此同时,中央密电在朝鲜战场上的副司令员陈赓大将返京,筹办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总参副总长粟裕并特许办校经费实报实销〔注18〕,因为这是百年来我们民族第一所培育国防尖端科技人才的军事大学。

斯时,斯大林的威权在苏联达到顶峰,斯大林的命令是被认真的执行,故苏联航空专家奥列霍夫中将旋即率四名专家先于7月飞抵北京。陈赓大将除立即勘选哈尔滨为校址,恳切延揽与征调全国一流理工学者任教,秘密开展招生,另并征调数千名干部战士,日以继夜大兴土木建筑校舍。9月3日周恩来和陈毅二人并亲自主持专门讨论建校问题的联席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各单位全力支持。次(1953)年9月1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开学,同年底「哈军工」已购进教学用设备、模型等9,500件,教具8,600件。1954年底学校已建成五座教学大楼、一座万余米的实习工厂、399个实验室与兵器陈列馆、75间教研办公室〔注19〕。

斯时,陈赓等一批英雄群体,怀着振兴民族国防的强国梦,在北国荒原平地拔起一座被列为重大机密的现代军事科技大学,全校教授尽力为培育中国未来国防科技人才,为铸造祖国明日的卫国长剑而努力。「哈军工」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向前跨出重要的一步,它为中国培养了上万名高质量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为日后中国发展核武、宇航科技、超高速巨型计算机技术等提供一批科学钜子。「哈军工」可说是近代国防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奠下坚实的基础〔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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